“话”变--谈《哗变》

摘要：作为“言说”的艺术，戏剧的语言是其重要的组成要素，尤其是在戏剧的文学改编创作中，语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北京人艺《哗变》是一部通过语言充分展示戏剧张力的作品，从文本设计到舞台演绎，均将戏剧语言的魅力发挥到极致。本文将着眼于北京人艺《哗变》中戏剧语言的高度主导、戏剧文本的叙事策略、中文译本的语言转译三个主要方面，对该作进行分析。

一、序：言说的艺术

任何艺术都是其创造者的一种“言说”，而戏剧毫无疑问是一类“言说”的艺术。它以有形的言语呈现出戏剧人物内心世界中无形的目的和情欲，以有声之语言表现出戏剧外壳之下暗含的精神和思辨。“言说”既是戏剧被创作者创作之初的目的，也是戏剧创作者用以“言说”的方式。因而，“言说”的载体——语言，是戏剧中至关重要的元素。它既是构成戏剧文本时的元件，也是完成舞台呈现时付诸表演的材料，在文学改编创作中，它又作为连接两种艺术形式的桥梁，在两种不同的表现手段之间“转码”“互译”，从而完成创作者言说内容的传递。

戏剧《哗变》改编自赫尔曼·沃克曾获普利策文学奖的小说《凯恩舰哗变》，小说取得反响后，沃克选取了其中军事法庭法庭庭审的段落，创作了名为《凯恩舰哗变军事法庭》的话剧剧本。1988年，英若诚将剧本译为中文，并以更简洁的《哗变》为名，北京人艺特邀导演过该剧的美国导演查尔顿·赫斯顿排演该剧，12月，北京人艺版《哗变》首次上演，引起轰动。

有言在先，《哗变》作为一部话剧，是当之无愧的“言说”的艺术，它的戏剧张力几乎是完全依靠戏剧语言的表现营造出来的——语言是撑起了这部戏的主心骨。雅克·科波曾言“戏剧的本质就在精光的舞台上也可以充分表现。”剧作家、导演、演员所把握到的“引起戏剧美感的内容”，通过演员的表演物化在舞台上并产生效果，从而建立起演员与观众之间感性的、直接的、“活生生”的交流关系，产生能够为观众所感知到的戏剧美感。《哗变》就是这样一部不依凭过多调度、布置，纯粹地呈现极致的语言艺术，而使观众沉浸其中，感受其故事的魅力。

二、戏剧语言的高度主导

1.化繁为简

之所以称《哗变》为一部语言主导的戏剧，就在于其割舍了对戏剧语言之外、其他元素的依赖，没有繁多的道具，没有复杂的灯光效果，没有频繁的场面调度，只是一群戎装在身的角色，站在军事法庭中，依次上下场，凭借他们的语言，完成一场关乎是非曲直的审判。在这样的舞台上，语言不再是传递剧情的工具，而成为了戏剧本身的主体。每一个词汇的选择，每一句话语的节奏，每一次对话的交锋，都直接构成了戏剧的"事件"。它将观众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戏剧语言上，受其引导、感染，为其渲染的氛围所动情。

这样的处理简化了戏剧构成要素，将语言作为其主干核心，使语言构建的冲突与交锋成为真正的看点。

2.“三语合一”

在戏剧语言方面，《哗变》的高明之处还体现在它统一了剧作家的提示性语言、演员表演念白和潜台词三种戏剧语言为一体——通常情况下，提示性语言为演出提供指导，对话推动剧情，潜台词则暗示人物真实心理。而在《哗变》中，戏剧的人物、事件、背景、冲突全靠台词呈现，三种语言交织，由台词来履行它们的全部职能。剧情通过角色们的问答舒缓展开，使对话无疑成为了戏剧结构的主体，将过去的事实、因果关系、矛盾情境转化为戏剧场面。这样一种法庭庭审的方式成为了戏剧的主要叙事手段，以魁格舰长著名的"草莓事件"独白为例，表面上是回答质询的证词（对话功能），实际上完整揭示了人物性格（剧作家提示），同时通过其神经质的重复和偏执的细节暴露出潜藏的心理危机（潜台词）。这种三合一的语言处理使得《哗变》的台词具有罕见的密度和厚度，每一句话都同时承担多重戏剧功能，创造出丰富的解读层次。

三、戏剧文本的叙事策略

1.构建内隐矛盾

《哗变》的内容及其呈现方式使人不由得联想到五十年代的一部电影《十二怒汉》，同样自限于局促的场景，靠着大量的对话来撑起内容，完成了十二个陪审员关于一个男孩有罪与否的一场争辩。二者的共性可以表露出一点：围绕“审判”“裁决”之类议题展开的故事总是有一种独特的戏剧张力，它们往往不具备特别直观明显的暴力冲突，而是以一种委婉含蓄的方式裹挟着人物之间极为尖锐的意志对立，仿佛包裹在某种“文明”的外衣下，只以言语示人，却往往关乎某个个体甚至群体的命运安危。

不同于“想要拍电影,你只需要一把枪和一个女孩。”的说法，《十二怒汉》是一部恩怨不易形于色的电影，而对于《哗变》而言，它也是这样一部貌似有所收敛的戏剧：在传统戏剧中，剧情推进往往依赖外在事件和人物行动，而在《哗变》这样一部法庭剧中，剧情完全通过语言交锋向前推进。其矛盾冲突并不构建在醒目露骨的事件之上，我们也并未能从中看到初见之前可能设想到的或血腥或惊心动魄的哗变场面，然而一切对抗却如暗潮汹涌般潜伏在人物们的台词中，这正是由戏剧文本精心架设的内隐矛盾，似“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风平浪静中流露出人物之间意志的深刻冲突。

这样，对话似乎演变成为了动作的一种，或说弥补了动作奇少的缺失，成为了动作的压缩和外延。当玛瑞克舰长被控哗变时，表面上的法律争议，掩盖的是两种军事理念、两代人、两种人格之间的根本对立。这些对立不通过动作表现，而完全体现在质证的语言策略、辩论的逻辑框架和陈述的修辞选择中。正是这种内隐的语言冲突赋予了《哗变》一种特殊的智力上的紧张感，观众必须密切注意每一句话的细微含义，才能把握对抗的真实本质。

2.巧设悬念、反转

提及戏剧文本的创作则必须引出贯穿全剧发展的人物——辩护律师格林渥，他诡异的辩护方式构成了全剧情节的框架，进而引导了叙事推进和节奏把握。该剧在庭审进程中精心设置了悬念与突转的语言机关，制造出强烈的戏剧节奏感。

在庭审进程中，格林渥展现出了高超的辩护技巧，不仅体现在他对于每个证人的诱供，更体现在对于整场辩护的运筹帷幄。按照常规思路，被告的辩护律师应该回应并反驳“被告有罪说”，但他的思路却着力于创造“原告有罪说”，即通过步步证明魁格的过错、引导他在法庭当场表现糟糕最终体现玛瑞克行为的合理性，甚至把辩护变成审判，达成原告与被告身份的转换。

从开场看似对被告不利的局面，到格林渥逐步拆解检方证人的可信度，再到戏剧性地传唤魁格舰长作为"被告证人"，最后到舰长在压力下心理防线的崩溃——这一系列反转完全依靠语言证据的逐步揭示和解释框架的巧妙转换实现。

其中最精彩的设计莫过于魁格舰长如何从道德和法律的原告，逐步沦为心理和人格上的"被告"。这一转变不是通过外在行动完成的，而是通过语言构建的：格林渥对魁格质询时的问题选择、追问节奏、话题转换，实际上是在引导魁格进入一个预设的语言陷阱。当魁格滔滔不绝地讲述"草莓事件"和"黄色染料"时，他已经产生了自己是在为自己辩护的错觉，实际上正是在按照格林渥设计的路径，逐步向法庭暴露自己的“类偏狂型人格”。这种通过语言操控实现的人物命运反转，展现了《哗变》叙事策略的高度精密性。

四、北京人艺译本的语言转译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语言转译”并非局限于各国“语言”，还包括不同文艺作品所使用的表现“语言”。从赫尔曼·沃克完成小说《凯恩舰哗变》到北京人艺版《哗变》，可以认为进行了两次不同的语言转译过程。

1.第一次转译

首先是从小说到戏剧的转译。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戏剧必然需要采取与小说有所不同的语言。小说作为一种叙事文体，能够自由运用描写、叙述和心理刻画等多种手段，而舞台剧则受限于现场表演的特性。沃克明智地保留了原故事中最核心的人性冲突——制度权威与个人判断、军事纪律与道德良知之间的矛盾，同时将叙事完全集中到法庭场景，通过人物语言而非叙述者描述来展现冲突。这种"减法"操作非但没有削弱原作的冲击力，反而因舞台剧的即时性和直接性而增强了紧张感。在小说中，读者可以通过叙述引导形成对魁格舰长的判断，而在剧本中，这种判断必须完全通过庭审对话自主形成。将矛盾全部移植到台词的戏剧语言中，是第一次转译完成的任务。

2.第二次转译

第二次转换是从英文剧本到英若诚的中文译本。这一转换面临的挑战更为复杂：面对这部几乎没有动作冲突、缺乏舞台调度、甚至没有女角色的“男人戏”，加之以大量的法律、航海、心理学知识，不仅要准确传达原意，还要在汉语语境中找到恰当的表达方式，使人物语言符合中国观众对军人、律师等角色的语言期待，同时保留原作的语言风格和节奏。英若诚的译本成功地使这些美国海军的对话在汉语中听起来自然贴切，没有生硬的翻译感。更重要的是，译本精准捕捉了原作中通过语言细节展现的人物性格——诸如魁格舰长官僚式的刻板与偏执，格林渥律师犀利而务实的辩论风格。这些性格特征不是通过直接描述，而是通过他们说话的方式、词汇的选择、句子的节奏传达出来的。中文译本的成功使得中国观众能够越过文化差异，直接感受到人物之间语言交锋的张力，理解这场哗变背后复杂的人性因素。

能够集中体现中文译本精彩的地方很多，如庭审作证时厄本紧张的发言、基弗在宴会上小人得志的顺口溜和最后格林渥的严词批判，其中特别值得分析的是译本对魁格舰长"崩溃"场景的语言处理——这同样也产出了全剧一大经典的独白桥段。中文译本不仅准确传达了这种语言上的崩溃过程，还巧妙运用了汉语特有的表达方式增强效果。例如，魁格反复强调的"规则""条例"之类在中文中获得了更强的官僚主义色彩，他对各种荒唐“事件”的执念在中文语境下同样显现出荒谬的偏执。这些处理使得中国观众即使不熟悉美国海军文化，也能通过语言表现理解魁格的人格特质及其悲剧性。这种跨文化语言转换的成功，证明了《哗变》所探讨的语言权力问题具有超越特定文化背景的普遍意义。

五、结语

当观众离开剧场时，或许记不清具体的法律条文和军事术语，但一定会感受到语言如何成为比枪炮更锋利的武器，如何在看似文明的辩论中实现残酷的权力更迭。《哗变》证明，最高级的戏剧张力可以完全通过语言实现，最深刻的人性冲突可以完全在对话中展开。在这个意义上，北京人艺的《哗变》不仅是一部关于海军纪律的戏剧，更是一部关于戏剧语言本身的、真正意义上的“言说”的艺术。欲问何谓创作，何谓言说，北京人艺版《哗变》的诞生可以是一个答案。